中产阶级谁定义的（中产阶级是富人吗）

1800年前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中产阶级”一词在英国出现，并活跃于各大报刊杂志，现在这一概念几乎遍及全球。

但尴尬的是它始终没有获得一个明晰、公认的定义。这个词看似充满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层面的学术味道，甚至我们只消看一眼，就能够将身边的人对号入座，迅速判断出他们到底是不是中产阶级——它的外延轮廓如此清晰，但当我们抛开那些具体的人而单就这个概念做出抽象，它的内涵就显得莫衷一是了。

除此之外，在中国，囿于意识形态的自洽性要求，官方文件（包括政府决策和法律条款）中一直在回避使用“中产阶级”一词，实在避不开时，经常代之以“中等收入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

学术界不“正名”，官方在回避，甚至有很多人想要彻底抹杀“中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指出中产阶级只是广告商制造的一种幻景——只要你消费了他们的产品，你就晋升到另一个有品位、有内涵的阶层——中产阶级只是一个被用滥的消费陷阱而已。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两大鲜明对立的阶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关于“阶级”，我们的经典解释是“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群集团”。所谓“社会关系”者，其关键部分还是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产品如何分配是其中的重头。所以进一步解释“阶级”就是：在所有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以及最终的产品如何分配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按照这种方法划分出的不同地位、不同种类的人形成不同的阶级。

这个定义要求阶级必须有两个重要特点：首先，同一个阶级，他们受剥削的程度应该是相同的（或者说他们剥削别人的程度是相同的），所以他们有共同的政治诉求与经济利益。而中产阶级呢？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们曾为自己的利益集体发声过，就算有这个阶级，我们只能说他们“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其次，阶级一般指的是固定化的社会角色，他们的身份必须是明晰的，地位应该是稳定的，但是中产阶级的流动性却非常强，他们没有完全定型。

其实，文章写到这儿，就再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了——因为“中产阶级”是一个没有明确内涵的伪概念，它存在合法性都是有问题的，继续研究下去就显得多余了。

还好，我并不是一个严肃的书斋学者，这篇文字也不是严肃的学术论文，所以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

怎么往下写呢？

既然内涵很模糊，那我们就跳过它，直接研究它的外延，也就是这个词所指的人群——他们的生存状况。

一、谁是中产阶级

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一个是从心理的角度出发。

社会角度又分为三类，一类是直接按照年收入来划分，有的定位20万，有的定为50万，有的用人民币计量，有的用美元计量。但是不同时代通货膨胀率不同，而且相同的收入在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差异也很大。我发现一个勉强可以信服的说法，就是看年收入中，除掉那些医疗、房贷（投资用房不算）、车贷、教育等必要开支之外，能不能余下三分之一自由支配，如果符合，那就是中产阶级。另一类是按照职业来划分。一般脑力劳动者，比如教师（必须是大学教师，其他教师只能算体力劳动者）、公务员、金融业人员等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一类人，它们就是中产阶级。第三类是按照知识水平来划分——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算中产阶级，否则再有钱也只能是暴发户。

这三个划分标准中任何一个单个拿出来，都显得不是很有说服力，显得过于宽泛，除非进行组合，但是组合后又显得过于狭隘。不过，市面上对于中产阶级的描述中，最典型的特点也就是这些。无非就是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

另外一种定义是从心理学角度。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尽皆知的五种需求层次理论，它们分别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第二个定义就是：以上五种需求都能满足的才能算中产阶级。

但是这个定义也是存在问题的：每个人对这五种需求的要求高低不同；甚至对一部分人而言，这五种需求的重要性排序可能都不一样。所以这一定义并没有被普遍认可，但是它作为一个衡量是否中产的标准却仍不失其自身的价值。

虽然我们现有的关于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还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它们合起来基本上也能将所谓“中产阶级”描画个大概。

中产阶级的面目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又迎来一个新名词——“新中产”。

据说，老式中产和新中产区别的根本在于“产”的含义的不同。前者的“产”主要指的是生产资料，所以老式中产包括那些独立经营的小私营企业主或店主等，与其说是中产阶级，他们更像是小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并不雇佣和剥削，而是会亲自投身体力劳动以维持自己的家产。

随着生产的进步，脑力劳动的比重开始在重要性和规模上超过了体力劳动，专业技术的从业人员（即“白领”）在数量上也就超过了工人（即“蓝领），他们拿着更高的工资（有的甚至超过小私营企业主）、做着更体面的工作，甚至可以掌握很大的操控社会的权力，他们就是“新中产”——这个“后工业社会”中的主力军和代言人，一群高级雇工。如果说老式中产更像小资产阶级，那么新中产则更像高级无产阶级，如果说前者的“产”指的是生产资料，那么后者的“产”则指的是生活资料，即“财产”。他们并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是被剥削者，但他们却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了更重要的技术和专业知识，他们的收益并不低。

从概念上来讲，现时代的“新中产”似乎已经很难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定位了，这恰好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

二、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中产阶级

其实，如果将这个概念再泛化一下，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中间阶层，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社会功能与今天的中产阶级几乎无两。在奴隶社会中，他们被称作平民阶层（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主）；在封建社会中，他们被称为自耕农（既不是地主，也不是佃农）；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们被称做白领。

不管被称做什么，他们必定是当时社会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

只要一个社会中，中产阶级数量多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社会整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这必定是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社会。与此相反，如果一个社会中中产阶级规模很小，这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必定危在旦夕。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中产阶级正好隔在他们中间起到缓冲作用，如果中产阶级过于羸弱，让两个对立阶级直接对峙，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势必会引起动荡。

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中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甚至思想等方面有没有一个或模糊、或清晰的群像呢？

1、公共政治

他们的政治脸谱非常明晰——坚定的改良派。

先说其“坚定”，与掌握垄断性资源的上层阶级不同，中产阶级一般都是依靠自己的奋斗获得幸福生活的，他们对于只能依靠特权才能获得富贵的传统社会尤其不满，希望获得更公平、透明的环境，以使自己的奋斗越来越接近按劳分配的公正原则，所以，他们坚定要求社会不断改进自己制度。

再说其“改革”。下层阶级因其赤贫的境况，改变社会的愿望非常强烈，甚至不惜鱼死网破，他们比较容易选择激烈的暴力行动来推翻上层阶级的统治。但如果缺乏正确的指导和科学的规划，汹汹的民意会很快失去长远的眼光，重新建立一个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社会，正所谓“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而在跌宕起伏的局势面前，中产阶级则会显得更加审慎（或者叫做“犹豫”、“畏缩”），他们也算既定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虽然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非左右逢源的特权），他们当然期望稳定的社会环境，以让自己继续通过奋斗来实现计划中的阶层跃迁。

综上，中产阶级的处境决定了他们在思考社会问题时，往往会采取坚定的改良立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立场，我觉得还是胡适的那句“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最为切中要害。

2、个人生活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中产阶级最基本的信念，这个信念是维系他们对这个社会劳动制度最基本信心的缆绳，他们不仅希望自己被这样对待，也希望别人被这样对待——大家公平竞争，只看实力，不看家世。如果秩序足够公平，确实能够给到这些人相应的反馈，那么受益的将不仅是他们。中产阶级靠个人奋斗改善生活虽然看起来没有大志向，但他们不断改善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样板。邓小平曾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产阶级就是这样一部分人，他们的敬业精神、文化品位、生活及教育理念正在快速传播，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个社会带出传统的泥淖。

仓廪实而知礼节，作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产阶级先人一步开始注重生活质量，表现在两个方面：个性化和品位化。在购买商品、添置家具时，实用性成为次要的考虑因素，审美性、独特性、是否符合自己的喜好成为重要的考虑维度。资本早已嗅到消费风向的转换，产品制造商主要考虑中产阶级需求，广告商也主要研究中产阶级的消费心理。消费和生产通力合作，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抬升了好几个台阶。

3、思想世界

中产阶级始终是大众媒体的主要受众，或者反过来说，大众媒体主要的服务对象始终就是中产阶级。它们一直在揣测和迎合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与社会态度，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说这二者到底是谁塑造了谁。

社会中的热门话题是为他们设置的，频繁更新的网络词汇也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描述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是舆论的宠儿。

但我们确实也能够看到，中产阶级并不只是被动地消费舆论。它们愿意接受新的理念，并有资本和勇气将其付诸实践。“环保”从理念变成实验，由小众走向大众，有赖于中产阶级的推动；“维权”从小区走向广场，由试探变成现象，也有赖于中产阶级的智慧和努力。

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以他们的远见和行动推动着中国理念的更新迭代。

三、中产阶级的困境

中产阶级是最有活力的一群人，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却遇到了独特的难言之隐。表面上光鲜亮丽的他们，却忍受着别国同伴所没有的煎熬与焦虑。

改革开放之初，在那个政商权界暧昧不清的野蛮生长时代，很多人赶上权力寻租的“时髦”，通过与政府的合作掘到第一桶金，他们是乡镇企业老板，是国有企业经理，也是下海经商的公务员，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老中产阶级”。不管是出于投机，还是出于无奈，权力总是如草蛇灰线般隐藏在老中产阶级的发家史中，他们已经与既有的社会秩序和分配制度融为一体。知识经济的崛起催生出新中产阶级，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忍受旧秩序中那些不公平的、搞特权的成分。这样，中产阶级内部就形成了两股完全敌对的势力。作为一个被称作阶级的群体，却无法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这种内耗当然会影响中产阶级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另外，中产阶级本应是衣食无忧，幸福感比较高的人群。但目前，他们却是最容易焦虑的一群人。

中产本身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其中的人总觉得自己身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既无权感受穷人的安贫乐道，也无福享受富人的衣食无忧。他们一方面想要跃迁到上层阶级，但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导致的阶层固化，总让他们感到前面有一堵无形的墙。但另一方面，持续上涨的物价和教育、医疗等消费黑洞，总让他们感觉自己挣得再多也不敢松一口气——要想保持中产阶级地位，不致滑向底层，这本身就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

焦虑与不安全感——这是每位中国中产的心理疾病。

要想感受他们的焦虑，我们只需要看看中产阶级投钱最多的两个领域就知道了：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教育。

他们确实有存款，但是通货膨胀一直紧随其后，怎样保证自己的存款不缩水，以便应付突发的或计划内的消费漏洞（健康事故、教育、股灾、房贷、养老……）？为了保证财产安全，最稳妥的方法还是买房——一有钱就买房。他们一方面抱怨房价过高，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担心房价下跌，导致自己资产缩水——对房子的焦虑是中产阶级对自己财产和经济地位的焦虑。

中产阶级都是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获得幸福生活的，“知识改变命运”，他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也知道要想实现进一步的阶层跃迁，甚或至少保持中产阶级地位，一定要重视教育投入。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让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学尽可能多的特长，见更多的世面。对教育的狂热投资一方面是对孩子的爱，另一方面还有中产家长的焦虑。

中产阶级，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这几十年的形成史中，他们的崛起就是中国的崛起。在未来，他们将继续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可以期望他们什么呢？是撬动改革的杠杆，还是坐享其成的同谋，是迷失在个人欲望中消费者，还是永不放弃的思考者？

如果中产阶级是一个人，我最想提醒他的就是苏格拉底的这句话“认识你自己！”

注：本文插图由高晨茜小姐提供，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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