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大革命是什么运动（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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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智史通鉴

编辑丨智史通鉴

法国大革命与法国宪法

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君主在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改变了法国社会的旧风貌，为法国带来了近代法律制度体系，开启了国家发展的新篇章。

在大革命之后，为了稳定政治形势，制定宪法以确立国家的政治体制。宪法成为了革命进程的标志，也是在革命中每个政权合法性的象征，更成为了当权者的政治实践的目标。

随着革命进程和社会发展，法国宪法在不断发展变化。

法国大革命与法国近代法律制度的构建

1、法国大革命

旧制度下的法兰西王国以三级会议作为等级权力机构，由教士、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应国王要求召开，由国王决定开会的一切事务，包括选举方式、代表人数、时间和地点。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三级会议停开百余年。至路易十六时期在中央与地方的垂直政治体制的领导下，没有任何机构、团体有权抵抗国王的命令。

行政区和教区的行政事务由总督任命的管理处置，而总督作为国王在各省听话且无所不能的行政代理人，一丝不苟地执行国王的意愿。在这样的行政体制下，国王成为权力顶峰的第一人。

但是路易十六所继承和统治下的法国，除了王权至上的外表，还有内在的危机。行政体制上，官僚机构及官员数量的庞大，导致国家财政无法负担巨大的开支。

第三阶级受到的巨大压迫，不得不寻求新方法来争取权利，迫使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王权统治危如累卵。

革命前君主制的财政问题源于旧政权的政治经济危机，在旧政权下，法国的财政主要来源是税收，而处于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享有不纳税的特殊权利，人数众多的第三阶级承担了全部税收负担。

由此造成了法国各个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异常悬殊，以农民为代表的第三阶级无法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首先国家的税收形式之一是包税制，包税制度承包的税收是间接税，即对商品的征税，国家对这一税收依赖严重。

政府与私人性质公司签订包税租约，交给他们收缴税务，国家事先取得一定的收入，限制包税人的利益范围。

包税人凭借同政府签订长达数年的包税合同，操作征税过程，从中取得利益。

这大大加剧了本就税负重的第三阶级的经济负担，除向国王纳税外，他们还需向教会缴纳什一税。

因为税收有限，财政巨大赤字的同时，国家不得不制造、出售各种闲置官职。

而成为官员的人从此跻身特权阶层，享有免税特权，导致了国家行政开支增加，纳税人数进一步减少，法国的税源进一步枯竭，税收收入自然愈发减少。

法国财政危机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政府的崩溃。旧制度的法国经历了经济危机，政府财政紧张。

路易十四因为经常进行对外战争，死后给路易十五留下了巨额的国家债务，好大喜功的继任国王依旧继续参与战争，没有吸取这笔教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五千万里弗尔。

不仅因为战争耗费巨大，还要供养法国王室等宫廷贵族的奢靡生活。从自路易十四时期诸多宫廷建筑的修建，到路易十六时期国王与王后挥金如土，还把国库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任意馈赠，替别人还债。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到路易十六时期，法国政府财政危机严重，为了满足政府支出，政府不得不严重依赖借款。

莫普、内克尔、布里安等人在国王的任命下相继进行财政改革：通过裁减官员、压缩宫廷开支、取缔奴役、取消税收豁免，向第一、第二阶级的贵族阶层征税等方式，试图解决政府财政问题。

财政改革迎合了一部分贵族、温和派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的需求，但因国王的软弱性格和特权阶级的反对均以失败告终。

给予最严重的一击是因1786年《英法条约》降低了关税打击了许多法国工业，接着1788年的歉收和冰雹也推高了食品价格，致使广大的法国人民遭遇饥荒。

本来两个特权阶层和君主政体通过税收、领主税和什一税平均征收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产品。

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赤字，国王决定重新召开三级会议试图增加税赋，这严重加剧了第三等级的负担，广大公民不得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反抗。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最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乃至世界上影响深远。

在这场革命的冲击之下，波旁王朝统治下法兰西王国旧制度迅速崩溃。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原有的旧制度在消亡，启蒙思想的传播为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新思想启发了民智，人民可以选择革命来摧毁沉重的税负和不公正的等级制度，这成为了法国大革命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

现在学者普遍认为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入巴士底狱是法国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从这一天起巴黎市民开始了漫长的革命历程。

人民对于旧制度和特权阶层的憎恨导致了暴力事件频发，群众急于破坏旧制度的一切，暴力革命没有带来新秩序，所谓的“制宪议会”也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反而在一段时间内使得巴黎混乱。

很多革命进程并不是事先预定的，而是在群众的推动下进行。

宗教上，因革命后的建设需要充足的财力，议员们在乱抓人获得财产的不满足需求之时，把视线转向了教会财产。在教会财产被充公之后，议员对于教士官制也期望有所改变，宗教还需同国家分离，《教士公民组织法》颁行后，遭到了很多笃信教皇的教士的反对。

为了在传统民族国家中实现政教分离，国家从法律上阐明了世俗政治和教会之间的界限。

但是该法律在当时使得教会中“宣誓派”与“不宣誓派”间的发生分裂对立，宗教迫害和内战也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剧变，以至于阿克顿爵士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这个自由主义激情大爆发的时代，却没有宗教自由的一席之地？”

这一疑问指向革命者在对待政治和宗教关系问题上的专断和极端化，最终使宗教危机转化为政治与社会危机。

即后来封建复辟和路易十六之死源于此。

政治上，议员将所有抛弃特权的事永远定为律，但是并没有深入查实哪些利益可以抛弃，不必给赔偿的，有些还要花钱买的。

法国的群众发出“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的声音，等级制度被宣告废除。但仅是宣言的发表并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

群众还需要将国王以及他的军队拉拢到他们一方。

于是广大妇女群众便举行游行，意图将国王从凡尔赛请回巴黎，防止他去别的地方恢复封建制度。

反观国王对于革命的态度是一味地放任他们革命，没有试图阻拦革命；但面对汹汹革命热情，路易十六则无能为力，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政府机构。

直到1790年2月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宪法讨论才告一段落，所有一切行政司法、政治改良，都包括在新的宪法中。

因为人民当时信赖国王，所以依旧保留了君主制度，君主成为了国家和法律的奴仆。

路易十六宣誓“所有宪法授朕之权，予誓用以维持议会所定朕所批准之宪法。”

人民为此而欢欣鼓舞，但是性格懦弱的路易十六不久却做出了背叛革命的举动：原因在于很多议员认为宗教应当是法国人自己的宗教，不需再服从罗马的命令与管辖。

路易十六被迫同意这条法令，在法王心中，觉得有失国王尊严，有了向欧洲各国求救，干预革命的念头。

国王在巴黎不能出宫，没有自由，自然有出奔瓦伦的行为，但随即失败在途中被群众胁迫返回巴黎。

在议会的决定下，路易十六被处死，至此法国大革命后的君主立宪制度失败。

共和制开始正式登上法国政治舞台。吉伦特派当政后，没有顺应人民愿望限制物价，打击投机商人，稳定社会秩序，在对战反法同盟失败后，被雅各宾派所取代。

随后雅各宾派开始了专政，暴力专政使国民公会的地位居于其他委员会之下，在恰逢抵御战争胜利后，议员召开国民公会发动对罗伯斯庇尔的攻击，最终他被处死。

至此，以雅各宾派的激进集权统治被推翻。

法国大革命的市民革命告一段落，接下来的督政府时期，尽管废除了专政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以及激进措施，维护了共和国的政体，但当时反法同盟的势力依旧很强大。

督政府的在执政时为维护政权而凭借军队的武力，事实上是对法制的破坏。

而最终以拿破仑为首的政府开始执政，他满足国民的期望，扫荡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势力，积极巩固革命胜利成果。

尽管在革命过程中，法国的政治制度偶有反复，但人民对于反对封建君主的愿望使得革命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浪潮中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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