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面临的问题（台湾经济面临哪些问题）

2022年8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6大海域和空域，进行了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被认为是海空封锁大型岛屿的完整演练过程。

这次军事演训行动展示了中国大陆武力收复台湾的军事能力。

在战争面前，台湾经济至少存在12个弱点，很难对台湾当局“以武谋独”的战略图谋形成有效经济支撑。

一、海岛型经济

台湾经济是典型的海岛型经济。地理上，中国台湾地区由台湾本岛、澎湖列岛（64岛）、钓鱼岛等21个附属岛屿组成。

台湾本岛周长仅1139.25公里，遇到战争很容易被封锁。

四周陆地与中国大陆最近。台湾本岛北距琉球群岛600公里，南隔菲律宾300公里，而与福建最近距离仅130公里。

大陆2022年8月举行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呈现环岛围攻态势，显示台岛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极容易被封锁和切断。

台湾岛面积3.578万平方公里，大体相当于半个重庆、或2个北京、或3个天津、或5个广州、或6个上海、或18个深圳。

面积狭小导致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相对有限，大部分能源和原料需要进口，大部分产品依赖外销。

2021年台湾出口4465亿美元，进口3812亿美元，总计8277亿美元，当年台湾GDP为7748亿美元，台湾出口依存度58%（同年大陆是19%），外贸依存度107%（大陆是34%），以前台湾该数值还曾经更高。

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意味着外部抗压性低，贸易通道被切断，岛内经济运行困难。

海岛型经济发展潜力会受到多方面限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通常增长率会降下来。

日本人均GDP进入2万美元时代后的27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6%；英国人均GDP进入2万美元时代后19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2%。

同为海岛型经济的台湾，人均GDP自2011年起进入2万美元时代，2011-2020的10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56%。

不过台湾经济增长率在2021年出现反常的6.45%，正如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台湾经济增长率曾有10.63%的惊艳表现一样，在特殊经济条件下海岛型经济会有较大波幅，但总体潜力有限。

二、浅碟型经济

中国台湾地区被称作“浅碟型经济”，因其内需市场小，企业规模小，抗震性差。

全台湾只有约2341万人，人口规模与北京一座城市相似。如果遇到战争，对外联系被封锁，仅靠这样的内需无法满足众多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依赖国际市场存活的产业将停运和凋敝。

台湾市场主体的97%以上是中小企业，且多以“中心-卫星工厂”体系运作，中心企业长期停运，中小企业没有订单，且因资金不够雄厚，能够支撑的时间大多不长。

台湾是外向型经济，外需占整体生产总值比重长期在60%以上，是台湾经济的主要增长动能，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相对偏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民间消费与投资成为岛内经济增长的两大支柱，特别是民间消费，长期占岛内需求的六成左右。上世纪90年代民间消费年增长率基本维持在5％以上，但21世纪后不断下降。

台湾“中央研究院”估计2022年台湾全年实质民间消费成长率为2.93%，台湾民间投资年成长率将达4.39%。这种增长预测是以和平为前提，遇到战争大概率会出现负增长。因为战争条件下民间对旅游餐饮等服务产品及生产生活等农工产品的需求会巨量萎缩，民间投资更为寻求避险而锐减。

浅碟型经济极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两次全球石油危机与国际金融危机均让台湾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但中美贸易摩擦与全球新冠疫情却使台湾因获得更多订单而出现经济暴涨。

2021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超过6%，增速是近年正常年份的两三倍。主因疫情爆发带来的全球半导体和电子产品需求猛增，加上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也因此使得台湾地区人均GDP一举冲到了3.3万美元，两年飙升了7000多美元。

经济表现易出现剧烈波动，这是典型的浅碟特征，一旦遇到战争或主导产业衰退，岛内经济也会受外部条件影响而迅速萎缩。

三、依附型经济

台湾产业分工细，供应链长，受外部市场影响大，依附性强。

台湾战后对外贸易地区结构中，美国和日本曾经占有重要地位。1984年台湾对美出口占总出口比重曾达48.8%。1955年美国占台湾进口市场比重曾达47.5%，1987年台湾自日本进口曾占其总进口的33.8%。

但80年中期后随着两岸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台湾对外贸易格局逐渐朝向大陆地区转移。目前大陆已是台湾经济至关重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对象。

2021年台湾出口大陆金额占台湾出口总额比重为43%，台湾制造业对外投资的2/3以上集中在大陆，台湾总共1600多家上市柜公司中有3/4在大陆投资，台湾百大企业集团中有95个集团在大陆投资。目前大陆台企无论总体产值还是平均规模，都超过岛内台企。

两岸如果发生战争，台湾2/5以上的对外贸易和3/4以上的对外投资会受到直接影响，再考虑到封锁带来的间接影响，即使没有交火，台湾经济也很难持久维系。

台湾经济的依附型特征使其在不同阶段从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获取增长动能。但与所有经济体一样，工业化过程完成后，增速下降是必然趋势，与依附对象无关。

1951-1988年，台湾经济处于工业化起步和加速时期，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0％；1989-1999年，台湾开始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保持每年平均6.3％的中速增长。

从不同执政时期观察，蒋经国执政时期年均增长率为8.9%，李登辉时期平均6.4%，陈水扁时期平均4.2%，马英九时期平均2.9%，蔡英文时期平均2.6%（算上2021年则为年均3.2%）。

四、都会型经济

台湾地区行政区划中，有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6个台湾当局“直辖市”，号称“六都”。台湾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这6个都会区。

虽然被称作“都会区”，其实经济规模都不大，台北、新北经济规模相当于大陆的二线城市，台中、高雄相当于大陆的三线城市，桃园、台南相当于大陆的四线城市。

台湾经济地域结构集中在这6个中心城市，战略腹地小，难以分散，遇到攻击，极易遭受重创，缺乏回旋余地。

这6个中心城市都集中在靠近大陆的西部沿海弧形地带内，涵括了台湾大部分工业，特别是在城市、港口、公路和铁路枢纽地带，形成了由铁路和高速公路相连接的工业片区，基本均处在远程兵器的作战半径之内，不具备战时的生存能力。一旦战争爆发，经济中心处于前沿地区，极易瘫痪，严重削弱战争支撑能力。

这些经济中心及附近区域聚集了大量工业生产基地和科研基地，包括3个科学工业园区、3个加工出口区、11个工业园区、6个自由贸易港区。

同时，台湾政治与宣传中心，例如政府所在地、电视台、广播电台大多也集中在这些都会区，战争期间极易被摧毁或占领。其它如发电站、桥梁、油气输送管道和储油罐等能源设施也多分布在这些地区，易被迅速打击或毁坏。

外援被封锁的前提下，主要经济区的瘫痪意味着补给能力与战时收入的丧失。

五、支柱型经济

台湾产业结构相对单一，高度集中在信息电子业，受产业景气和产品生命周期影响大，波动性强。且各产业龙头企业对本行业影响巨大，马英九曾将台湾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关系比喻成一串粽子，“绳头如果松动，撒一地粽子”。

战争状态下，只要几个支柱产业受到严重打击，整体经济就会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是台湾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时期，当时农业及劳力密集型的纺织、食品、化肥等工业部门是台湾经济的支柱产业。

60年代，台湾进入出口导向工业发展时期，以出口为导向的纺织、消费性电子、塑胶等产业成为岛内支柱产业。

70年代为重化工业发展时期，家电等劳力密集型产业与石化、钢铁、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是台湾支柱产业。

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劳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外移，电脑硬件及周边产业、半导体产业以及石化、钢铁工业等成为岛内工业的主力，同时金融等服务业迅速崛起，在岛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90年代半导体及液晶面板两大产业快速成为岛内工业的明星与支柱产业。

90年代后半期开始，当时台湾工业的龙头IT产业再次发生快速外移。台湾IT产业最大的部分——个人电脑及周边产业移往岛外部分，1995年占该产业总生产值的比重仅为25%， 但到2002年已上升到75%。2004年，台湾个人电脑及相关产业的80%已转移到大陆生产。

21世纪初，台湾发展出全球第一大晶圆加工业和封测业，以及全球第二大的IC设计业。当时台湾半导体业的龙头企业主要有四家，即所谓“晶圆双雄”和“封测双雄”。台积电与联电占有全球80%的晶圆代工生产订单。当时的日月光与矽品为全球第一及第三大封测厂。

近年来，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台湾制造业中一枝独秀，半导体产业产值占台湾GDP的16%。龙头企业台积电更是被台湾朝野政党领袖、岛内主要政治人物称为“护台神山” 。

2021年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占有率为60%。台积电市值约占台股大盘总市值比重23%，产值占台湾整体GDP比重约6%，直接拉动台湾民间投资占比10-30%。

某种意义上讲，台积电如果因战争遭受重创，台湾经济也就失去了“护台神山”。个别产业影响整体经济，这是台湾经济过度依赖明星产业与龙头企业的结果。

六、缺电型经济

电力消费是岛内所有产业运转和成长的关键性要素，一旦电力供应不足，岛内经济、民众生活将受到重大影响。

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全岛大规模停电已经出现过五次。停电不仅对民众生活影响巨大，对半导体、光电、石化、钢铁等工业生产有全面影响，一次停电就可能损失上百亿元新台币。战时电力供应系统或发电设施受损，岛内经济肯定会陷入混乱。

台湾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大体是：电力占50%左右，石油及其产品占37%左右，煤及其产品占10%左右，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各占1%左右。

台湾电力消费结构大体是：工业部门消费比重为50%，其次分别为住宅、商业以及能源部门，分别占20%、10%、7%，农业部门占1%，运输部门不到1%，其它部门占10%左右。

台湾电力供给结构中，火力发电为主，占比82%左右，核电约占12%，剩下的就是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阳能、风能之类。

台湾火力发电从过去的燃油为主转为70年代中期以后的燃油、燃煤并举，并增加天然气的使用，实现了火力发电燃料来源的多元化。

台湾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核能发电是仅次于石油和煤炭的第三大能源。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对台湾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为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台湾当局开始筹划建设核电工程。

1970年代，由美国核电公司承建的“核一”、“核二”、“核三”相继开工并分别在1979、1983及1985年建成投入使用。“核四”从1980年提出修建计划，到2015年7月1日正式封存，完全没有启用过。

平时来看，台湾电力缺口主要由于核电停运。台湾在2021年总发电量达2909亿度，其中燃煤、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83%，再生能源仅占6%，但3个核电机组陆续逐年除役，会有10%左右的核能发电缺口，整体供电更吃紧。

战时来看，台湾电力供给几乎没有保障。电力供给的战时储备主要由石油、煤炭、核能、液化天然气、水力等供给状况决定。岛内用于发电的油储备大概是45天左右，用于发电的煤储备大概是60天左右，液化天然气储备在8－15天之间，虽然核能的安全存量至少可维持发电机组运行14个月，但快停运了。

水力发电方面，台湾水力资源有限，遇到干旱几大水库都会严重缺水，日月潭去年干涸见底。战争期间水力发电站受到破坏，或水库地区降雨量减少，都会影响电力供应，且水力发电仅能满足岛内不到5%的电力需求，虽不受进口封锁的影响，对整体经济也无济于事。

七、常规型储备

台湾战略物资储备不抗打击，特别是能源物资缺乏再生能力。战时台湾的能源与粮食等战备物资有限，完全不受损的情况下，基本最长不超过100天，难以长期应对战时封锁。

1. 石油战时储备情况：过去台湾战备储油可以供应台湾90天的用油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的石油储量为26亿公升，大致可用54天。台湾石油储备应该最多不超过100亿公升。战时，在采取节油措施的情况下，最长可支撑半年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约可维持100万人的军队作战100天。

2. 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战时储备情况：台湾的《石油管理法》规定，中油、台塑等民间业者的液化天然气储备量不得低于1000万升，要能够保证25天的安全供应量。但是液化天然气的唯一供应者“中油”只有三个储气槽，大概只能供应全台使用5天左右。

3. 煤炭战时储备情况：台湾当局颁布的《公告能源供应事业及能源用户应办理能源管理法规定事项之能源供应数量、使用数量基准及应储存之安全存量》中规定，燃煤火力电厂应该储存30天以上的燃煤。台电的燃煤存储量是按照45天左右去规划的。战时台湾煤炭存储约能保证岛内60天左右的供应量。

4. 粮食战略储备情况：台湾的粮食储备来源主要为自产，以稻米为主。同时，每年粮食进口近800万吨，谷物650万吨，薯类140万吨。

按台湾当局规定，平时库存稻米约为80万吨，但公开资料显示，台湾实际糙米库存量约120万吨，其中官方库存量约60万吨、民间库存量约60万吨，约可供应岛内军民消费100天左右。

小麦、黄豆与玉米库存量约为20万吨、10万吨与12万吨，可维持2-3个月。

畜产品和渔产品约可供应岛内2个月需求。

由于台湾战略物资储备总量与地点都几乎无密可保，战争状态下极易被摧毁。而台湾自身对很多战略物资完全没有再生能力，将陷入经济停摆、无力再战的境地。

上世纪60年代以前，台湾能源供给以自产能源为主，此后随资源枯竭及需求增大转变为以进口能源为主，且进口量占能源供给比例不断上升。煤炭、原油、液化天然气、核能原料等各项能源进口依存度几乎均为100%，只有石油和天然气有极少量自产，可以忽略不计。

2021年，台湾进口煤炭6740万吨，其中55%来自澳大利亚，24%来自印尼，15%来自俄罗斯。台湾进口液化天然气1943万吨，其中澳大利亚占32%，卡塔尔占25%，俄罗斯占10%。台湾进口原油2789亿桶（约3805万吨），其中来自沙特31.1%，科威特21.8%，美国19.1%。战时状态下，台湾不仅面临能源进口封锁，还可能面临上述一些国家能源断供。

八、主干型交通

台湾交通网主要由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组成。受地形地貌限制，东部和中部山脉起伏，岛内交通运输命脉主要集中在西部沿海的南北交通，主干特征明显，运输网络缺乏分散能力，战时易出现断点、堵点、死港。

战争中机场通常是军事打击的首要目标。台湾有大量隐蔽机场，有迷彩装饰，特别是东部军用机场，建在山里，平时飞机深入山洞，外部跑道只有一两百米，近千米加速跑道都在山洞中。

很多民用公路中间以石墩分隔，战时可以移开石墩，即为机场跑道。不过如果战争攻击方掌握上述军事分布情况，运用现代远程武器或第一波攻击即可摧毁主要空军设施。

台湾铁路主要分为高铁和台铁两种。西部从台北一路南下至高雄由高铁连接，形成纵贯型主动脉。全岛只有这一条高铁，极易被切断。

东部由于山势陡峭，仅有速度较慢的台铁运营。台铁是台湾的普快列车，速度比高铁慢，线路比高铁深入，主要分为西线、东线和南回线三大干线，但运量有限。台铁速度由快到慢依次为：自强号（包含普悠玛、太鲁阁号）、莒光号、复兴号（类似于绿皮火车）、区间车（类似于地铁）。

台湾的地铁目前仅在台北及高雄两座南北中心城市才有。台北地铁9条线，高雄有2条，贯穿城市交通枢纽及商业中心。

台湾公路网主要是1条环岛公路、2条纵贯高速公路和6条横贯公路。

台湾环岛公路是岛内公路交通大动脉，岛内其他公路几乎都与它相通。环岛一周，全长1031千米。

高速公路集中在沿海地区，与台湾高铁平行，一损俱损。

台湾岛内的大型水坝不多，但桥梁不少。浊水溪将台湾分隔为南北，浊水溪上有建于二战期间的西螺大桥等5座桥梁，一旦这些桥梁被切断或被控制，台湾经济运转、物资调运、部队调动均会受阻。

台湾进出口货物几乎99%靠海运。战时船队易遭封锁和打击，而外籍商船将不愿冒险承运，因此将难以得到充足的物资补充。

台湾最主要的港口，南端的高雄港、北端的基隆港和中部的台中港，均位于靠近大陆的西部沿海地区，极易被控制。高雄港和基隆港两港口进出口货物的装卸总量占台湾港口总装卸量的90%以上。

东部的花莲港，在四大港中年吐吞量最小，战时难以担负全岛性的补给任务，且即使东海岸有外部支援，同样有被封锁的可能。

九、外购型军工

台湾军工研发与生产能力不足，对美国依赖严重。

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台军装备基本仰赖军援或外购。美援结束后，1969年台湾开始自行研制部分装备，军工产业由此发展起来。

1979年与美断交后，台湾推动自主研发的军工，台湾“中科院”进行战机与导弹武器系统研发工作，并于90年代陆续完成武器量产服役。

台湾还曾花了19年时间研制原子弹，张宪义事件后美国强行拆除台湾核武设施。

90年代台湾从欧美外购军火取得重大突破，当局越来越依赖对外军购。

民进党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在加大对军工企业控制的同时，更严重倚靠外购军火。2021年防务预算增到3668亿新台币（123亿美元），占台湾地区总预算的17%，居各项支出之首，特别用于大量采购美国军火。

据美国军备出口部门统计，台湾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军售对象，特朗普在任4年间，美国累计向台湾军售183亿美元。台湾军工对美依赖益发严重。

美国军事网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的军力排行榜上，2022年台湾“全球火力指数”排名世界第21位。

虽然在传统武器制造与研发上，台湾在精密机械制造、芯片加工、软件设计研发、互联网安全技术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防务部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有年产子弹1亿发的能力，并为美军代工生产商用与军用枪弹，但总体而言，台湾军工技术仍然落后于很多国家或地区，先进、尖端武器技术始终受制于美国。

台湾军工生产中存在诸多短板：

一是不具备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一些关键设备和零部件依赖进口，如军工生产所需的特种钢材和电子精密仪器等。先进武器即使部分技术与制造领先，也无法形成全军工产业链。

二是军工生产人才和技术储备不足，缺乏试验手段，先进主战武器主要依靠购买，即使自行研制成功的武器装备，也存在不少问题。

三是武器制造形不成大批量生产。武器装备由以前单一的美国制式向多制式发展，缺乏配套，战时维修和补充零部件困难。战时若得不到有效的外部支援，台湾军工生产支撑战争的能力将严重不足。

四是军工体制频繁改制，发展路线不稳定。台湾军工企业经历了从“官有”、转制为上市公司，再到恢复“官控”的体制转换，利益交换内情复杂，缺乏可靠政治保障。

十、宽松型金融

金融产业是台湾经济的血脉，是台湾第三产业的主角。台湾金融、保险及工商服务业占GDP比重20%以上，占服务业比重30%以上。台湾金融业对外投资额度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额（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除外）的近一半。

台湾金融业由政府主导转型为民间主导，资本账自由流动，汇率完全浮动，资金进出台湾便捷，战前易出现资金外逃。

国民党执政早期，对金融机构控制相当严密，台湾主要金融机构大多数为公营，只有少量的民营金融企业，且对市场影响有限。后来台湾当局逐渐开放民间设立银行、保险、证券、票券、信托等金融机构，使台湾金融体系结构发生重要变化，民间金融企业迅速崛起，实力增强。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的开放政策推动下，自由程度和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在极度宽松的资金环境中，银行数量迅速膨胀，放款标准大幅放宽，也为90年代爆发“本土性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两次“金融改革”埋下伏笔。

自1989年台湾当局开放民间设立银行，岛内银行家数迅速增加，竞争非常激烈。

21世纪初台湾推动金融改革，鼓励整合。台湾当局制订“金融六法”，鼓励金融业成立集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控股公司。

目前台湾共成立16家金融控股公司，资产总额超过台湾GDP。台湾大型企业集团排名中，依资产总额计算的前十大企业集团，金融企业集团占了一半。在台湾本地银行中，“台湾银行”规模最大，岛内市场占有率10%左右，世界排名约125位。

陈水扁执政期间两次金融改革，加速使岛内整个金融资源由官方主导转为民间财团主导。民间财团可以配合官方政策，也可能选择自保。在战时状态下，大量资金外逃和资本市场震荡都是正常反应。台湾当局即使采取战时管制，也可能为时已晚。

此外，台湾股市易波动。20世纪80年代末，股价指数5年暴涨17倍，而后在8个月内狂跌80%，波幅罕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股指半年上涨140%，而后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下跌25%。2000年前后，股指1年上涨86%，而后在接下来的10个月内大跌55%，然后进入长达7年的低迷期。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当局设置“国家金融安定基金”是世界上较有特色的干预股市政策，该基金最早源自1996年2月为应对岛内外局势成立的“股市稳定基金”。

不过事实证明，在战争危险面前，政府基金干预的效果有限，作用时有时无，常常台股仍然未能避免出现大幅波动，这与台股宽度广、深度浅等自身特点有关。

十一、 赤字型财政

选举政治必然诱使当选人不惜透支财政，兑现选举承诺，用于巩固选票。但对一个规模有限的经济体来说，长期大量赤字可能会影响战时借债信用。

台湾自采行全民选举以来，赤字与举债成为常态。

民进党执政的2016-2020年，台湾当局举债规模达1.3兆元新台币。2021年民进党当局又提出了“纾困4.0”方案，2次编列纾困特别预算4195亿元新台币，若加计地方债务，债务规模不低于6.4兆元新台币。2021年底，台湾外债规模增至2136亿美元，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率为33.6%，该数值明显高于中国大陆。

2001 年以来，台湾地区公共财政多为赤字，鲜有盈余。20年间仅有三年实现少量盈余，其余年份均为赤字。2021年台湾地区政府财政赤字7833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全年GDP的3.61%，创近10年新高。虽然美国、欧元区、英国及日本的该数值更高，但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远比上述地区小，长期赤字财政还是存在隐患。

赤字财政不但会挤占民间投资的资源，还会背负利息支出负担，依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债务膨胀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就会爆发债务危机，台湾1998年爆发的本土型金融危机就是从债务危机开始。目前台湾人均债务负担已达27.4万元新台币，岛内媒体计算要80多年才能还清债务。政府偿债公信力弱化关系到战时借债能否顺利。

十二、 “M型”社会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吸取在大陆统治时期两极分化的惨痛教训，把“均富”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用五等分法来衡量台湾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世纪80年代之前，台湾所得差距一直控制在5倍以下。90年代起，岛内贫富差距开始不断拉大，到2000 年, 台湾所得差距上升至 5.55倍，2020年已达6.13倍。

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台湾经济与社会中，产业与个人的贫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赚钱的产业越来越大，赔钱的产业越来越多，中等利润的产业越来越少。有钱人愈来愈有钱，中产阶级却逐渐向上下两端移动，而其中大多流向低收入的底层，形成了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落的“M型社会”。这也是台湾人均GDP很高、但老百姓薪资却很低的重要原因。

台湾内政部门曾统计，本世纪以来，台湾平均每年有13832人沦为低收入户中的一员。台湾的中产阶级在沦陷、减少和消失之中。中产阶级出于捍卫财富的动机，斗争性最强，而穷人无财可守、缺乏斗志、期待变化，富人财产转移、选择出走、保命优先，因此中产阶级人数减少，一定程度会使民心容易溃散，战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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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66财经）